歷史學的性質—從史學與文學比較的角度論文
論文摘要:后現代主義中的敘述主義歷史哲學混同歷史寫作與文學寫作，對史學的自律性構成了挑戰;其實，史學與文學無論在文本上還是邏樣上都有重大的差異;這種差異同時蘊涵著歷史學的性質問題，時此問題的回答是且只能是矛質的:歷史學既是科學又是藝術。
論文關鍵詞:遠程開放教育 教育質量 質量評價 質量控制
一、后現代主義對歷史學的挑戰
為什么從后現代主義起筆?原因在于，20世紀后期以來，后現代主義作為一種學術和社會思潮，在文學與史學的關系上提出了一些新見解，推進了對歷史理論、史學理論的研究，同時構成了對歷史學獨立性、自足性的挑戰。后現代主義不是一個單一的流派，而是一種內部包含不同思想重心和價值取向的思想潮流。本文不想去涉及后現代主義的復雜背景及其內部主張，只是試圖從一個特殊的批評視野，即史學與文學相比較的層面作出分析，尤其是從史學與文學各自的特異性分析，回應后現代主義對歷史學所提出的挑戰。
大體說來，后現代主義的這一挑戰主要通過20世紀中后期的敘述主義歷史哲學顯示出來。在對歷史及史學的認識上，敘述主義歷史哲學承認歷史事件的存在，但由于他們認為這樣的事實即使存在，對現在、對今人也沒有什么意義，因而他們的主要關注點不是歷史實在或“客體”，而是對“客體”的解釋和敘述，認為歷史的意義取決于對歷史的解釋，而歷史解釋不能不依托于歷史敘事。總之，其目光聚焦于歷史的書寫，即歷史敘事。
敘述主義的歷史哲學以海登·懷特為代表，將敘事作為歷史學思考的重心，認為歷史學家不可能在敘述之外把握歷史，而敘述中對結構形式的選擇有不同的情節效果。值得肯定的是，懷特對歷史敘事的探討.面向和注重的是整個的文本，因而提出了一些理論創建與洞識。
問題在于，由于史學與文學都離不開“敘事”，懷特的思想立足于史學與文學都依托于“敘事”的基點，并無不當，但又站在文學的立場上分析和看待歷史寫作，把歷史寫作文學化了，由此提出了史學等于文學的極端性主張。客觀上，懷特以其對歷史敘事的自由性闡釋，對歷史與文學的融合作了有力的發揮。但在一定程度上，這不僅貶抑了歷史學的科學性，弱化了歷史實在與歷史敘事之間的關聯，而且混同了歷史寫作與文學寫作。由此，構成了對史學的客觀性、自律性的挑戰。
然而，史學與文學的根本差異本來就不存在嗎?還是現代學科與學術的演進導致了這種分野的消失?抑或分野雖然存在，但不再具有什么理論與實踐意義呢?皆非也!在后現代話語流行的當下，史學與文學的差別依然存在。只是在時下，這種差別及意義被種種話語所遮蔽，以致于在人們的視野中湮沒不彰，因此需要理清。
二、史學與文學:同中之異
在考察史學與文學時，往往首先要涉及歷史與文學的關系。在馬克思對社會結構的分類中，文學作為藝術門類，與神學、哲學、美學等一樣，被列入了社會意識形態，并認為意識形態具有自由構造性。關于文學的自由構造性，韋勒克、沃倫有這樣的說明:“小說、詩歌或戲劇中陳述的，從字面上都是不真實的，它們不是邏輯上的命題。”
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相當的意義上，盡管有自由構造性，文學也能反映歷史。年鑒學派的開創者之一布洛赫曾發出斷言:“在我們的藝術，在不朽的文學名著中，都激蕩著歷史的回聲”。這就是說，歷史“進人”了文學。由此，產生了“歷史文學”這一特殊的文學類型。在反映現實上，歷史文學的價值可能是難以估量的。恩格斯曾在一封信中說，他從《人間喜劇》中學到的東西甚至比他從當時所有職業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里李到的東西還要多。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恩格斯會認為巴爾扎克所敘述的表層故事為歷史所實有，而應該是指巴爾扎克之作所象征的史實是真實的。順著這一思路，可以認為，優秀的歷史文學，其歷史真實性往往高于普通的歷史著作。
那么，以歷史為對象的史學與文學是何種關系呢?
一方面，文學與史學共享一些相同的再現與表現手段。中國自古以來“文史不分家”的傳統，表征著二者在歷史上有不解之緣。如果把歷史視為由權力支撐的“話語”，文本作為話語的產物，可以發現歷史學與文學的一個相同點，就是它們都不免借助于人的想象。對于歷史寫作而言，想象對歷史的建構未免就是不真實的。19世紀英國歷史學家麥考萊在談到如何寫作歷史時，盡管主張將“想象”限制在所發現的史料上，以免損害其真實性，但還是肯定了想象對歷史寫作的意義所在:“一個完美的歷史學家必須具有足夠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敘述既生動又感人。后來，20世紀符號學的代表人物巴特對歷史學中想象的強調更進一步了，指出:“歷史的話語，不按內容只按結構來看，本質上是意識形態的產物，或更準確些說，是想象的產物。
對于文學寫作而言，想象就顯得更為重要，甚至于更為根本。在現代，基于符號學、信息學的觀點及對文學本體的分析，有人認為寫作是作者“內省的符號化過程，亦即指示自身的一種信息”。這種內省，更凸顯了想象對寫作的意義。
另一方面，遵循黑格爾不僅要認識事物“異中之同”，更要認識“同中之異”的要求，我們看到，盡管文學與史學共用一些基本的表現手段，但二者仍有原則性差別。它們都既可指向一種寫作活動，也會產生一種活動的成果:文本，所以可從兩個層面剖析這種差別。
首先，從寫作看，史學與文學遵循的邏輯明顯不同。歷史寫作是從“特殊”到“一般”。這種邏輯的含義在于:對歷史中普遍的東西，所謂本質、規律等等原理性的知識，是在總結特殊的歷史事件和歷史現象后才被發現的。按照現代歷史解釋學的觀點，史家的思考角度、思維模式、價值觀念等構成“前理解”的東西、背景性的東西，會對他認識歷史產生一定的影響。例如，懷特把同一史實納人不同的布局中，明顯是受文學敘事模式的影響。但是，這些因素并不能稱為這里所說的“一般”。這是因為，歷史學家在對其處理的歷史資料進行敘述之前.的確如懷特所認為的那樣.必須在心中預先形成一種敘事情節和修辭結構，用這種結構去梳理組合紛繁復雜的事實，這就是所謂“詩性預構”。但是，“詩性預構”是一種寫作中的行為，并不是歷史中的基礎事實，更非歷史自身的本質與規律(“一般”)。
與史學不同，文學寫作是從“一般”到“特殊”。即寫作者先有一個普遍模式、一般觀念，如某種善惡觀念，愛情觀念、人與自然觀念等等，然后再隨機地賦予一定文學形式，如詩歌、小說、戲劇等。它遵循的是從“一般”到“特殊”的邏輯。對文學寫作而言，難點并不在于形成某種觀念，因為一般人都可能隨機產生某種觀念，而在于為這種觀念找到一種獨特的形式，這就是文學的創造性問題。
其次，從文本看，二者的對象有所不同。即史學描述個別事件，文學描述一般事件。關于這一點，亞里斯多德的經典之語依然有效:“詩人的職責不在描述已發生的事，而在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是可能的事。詩人與歷史家的差別不在詩人用韻文而歷史家用散文……真正的差別在于歷史家描述已發生的事，而詩人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史學面向“己經發生的事”，“已經發生的事”不能不是真實的“個別事件”，盡管事件的意義可以是多重的、甚至是變化的，但事件本身卻不能虛構，所得出的蘊涵也受制于事件的制約。 文學，因為它屬于藝術，具有各類藝術所共有的本質:象征。在具體特征上，文學是根據‘一類事實’來想象、虛構特殊事實。在深層意義上，這種特殊事實正是一般事件的“象征”，正是“象征”這一本質反映出文學描述的是“一般事件”。正因如此，文學甚至可以不拘泥于真實對象，即純粹出自虛構。畢加索說:藝術不過就是說真話的謊言。因此，表層的虛構完全可以象征真實的現實與歷史，藝術的謊言中包涵著真實。當亞里斯多德說“詩比歷史更近于哲學”時，實際上已深刻地揭示了史學與文學的這種細微然而又相當重要的區別。順便說明，在亞氏時代，還沒有“文學”的概念，因而他所謂“詩學”實際是廣義的文學。
例如，《史記》描述的是個別事件，其中的每一篇文本都有很強的藝術性，因此魯迅贊之曰“無韻之《離騷》”。但從異質性看，《離騷》是文學，《史記》的“無韻”之說，道出了《史記》的弱文學性。金圣嘆在比較了《史記》與《水滸》后說:《史記》是以文運事，《水滸》是因文生事。這一表述，正是從創作的角度對歷史和文學所作的區分。
因此，史學與文學的差別是客觀存在的，借用錢鐘書的一句話來說，就是史學與文學“不盡同而可相通”。差別的存在體現出它們各有不同的學科規范。英國當代歷史哲學家沃爾什也堅持歷史學的獨特性和自身的規范，他在《歷史哲學導論》中寫道:“我們應該把歷史學想象為一種特殊的游戲，如果我們要想好好的玩它，我們就必須按規則來玩。……真正的與假的相反歷史學家是會承認某些客觀規則的(尊重證據就是一個例子)，那是他進行論證所必須遵守的，而且他就可以由于堅持這些規則而被人所識別。
三、史學的雙孟品格
對史學與文學關系的分析，實際上也是在回答一個問題:史學是科學還是藝術?在盛行反本質主義、反基礎主義、反中心主義的今天，這個似乎不成“問題”的問題常常被提出來。圍繞著這一問題，人們提出了不同的回答。
其實，史學既是科學，也是藝術。前者來源于歷史客體的先在性、既定性、客觀性，后者源自歷史認識、歷史寫作的自由性、創造性，受制于史學主體的意識形態。從對客體的反映看，史學要以基本的歷史事實為前提。卡爾在《歷史是什么?》中曾說:“歷史包括一個確定了的事實的主體。歷史學家可以從文獻、碑文等等獲得事實，就像獲得魚販案板上的魚一樣。歷史學家搜集它們，把它們拿回家，按他們所喜歡的方式加以烹調，擺上餐桌。這種觀點指明了歷史學家對歷史事實的加工，但并未否認歷史事實的存在，在史學的科學性與藝術性之間保持了一種張力。
正是基于史學的科學性立場，黑格爾認為歷史學不外乎是“以外在形象反映概念自身發展過程的科學”。在具體表達上，歷史學尤其是歷史寫作可以通過文學的一些手段獲得表現，從而可以在歷史文本與讀者之間建立一種審美關系，但歷史學并不能歸結為文學。
崢世紀的馬克思史學和20世紀年鑒學派也都認同一點:人們對歷史可以進行科學的分析。由于年鑒學派對馬克思史學有一定繼承關系，我們不妨著重審視馬克思的歷史和史學的觀念。盡管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歧見紛呈，但不可否認的是，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偉大的社會歷史哲學。受18,19世紀實證主義思想的影響，馬克思在多次場合下把歷史看成一種科學。就研究對象看，馬克思一生大部分精力用于探索資本的現象與規律，作為探索成果的《資本論》同時也是對資本的歷史學分析，其科學性不僅為19世紀的歷史事實，也為20世紀的歷史事實所證實。史學既是科學，也是藝術，因而其品格是矛盾的。由于這一矛盾性，沃爾什把史學比作數學函數。而從歷史的角度看，史學這種矛盾的品格似乎是永恒的。優秀的史家在運用科學理性的同時又富有一種人文主義的情懷，將科學性與藝術性融人一體。后現代主義的一大問題在于:對史學的分析，更多地指向了史學的藝術維度和藝術品格，由此使歷史與內在于歷史的人的思維之間的分裂擴大化了。至于它對歷史學之影響的利弊，我們不妨引用一位當代西方學者的一個看法，以供我們借鑒—當代史學史研究的權威學者伊格爾斯明確指出，雖然后現代主義有助于批判地審視啟蒙運動的歷史哲學，但如果而因此放棄理性主義，則會流向“野蠻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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