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40周年祭：帶著另一份希望活下去
今天是唐山大地震40周年，40年前，一場突如其來的地震讓無數個家庭支離破碎，太多的人們失去了親人。40年后，我們不能忘記他們，逝去的已經逝去;活著的要替他們更好的活下去，紀念唐山大地震40周年!
今天是唐山大地震40周年紀念日。40年前，如同一聲驚雷，一場7.8級地震撕裂了唐山大地，23秒，24萬生靈罹難，彌望盡是瘡痍，這場慘烈的大地震，瞬間讓唐山變成荒墟，更成了國人心頭恒久的傷痕。
40年里，昔日痙攣的大地創口漸漸愈合，那些親歷者則以舔舐傷口的方式不屈地活著。40年后，我們回望這場災難，不是為了以災難紀念災難，以一種痛去承接另一種痛，而是為了于溫故中緬懷那被災難奪去的一個個曾盛開的生命，也感受寓于“向死而生”中的人性力道與“人是目的”的分量。
每次災難，都該以歷史進步為補償。從唐山大地震發生到現在，中國社會“茍日新又日新”，變化可謂翻天覆地。而種種變化中，與人類社會進步脈絡最為契合的，就是個人價值的被打撈和重新發現——歷史敘述筆觸越來越多地從集體轉向個人，更加注重對個體生命力和人性尊嚴的著墨，而非將人作為宏大敘事里抽象虛焦的臉譜化存在。
社會學家梁漱溟曾說過：中國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個人永不被發現這一點上。個體權利、個人尊嚴，本是法治和文明社會發展的根本性旨歸;一個社會的成長，也是以對每一個人的權利珍視程度為衡量尺度的。遺憾的是，在過去的傳統觀念中，集體本位作為主流價值嵌入社會認知圖譜中，集體主義也從道德原則泛化到了社會各個層面，計劃經濟即是其在經濟領域的映射;普羅大眾多樣的生命形態、個體訴求，則動輒被放逐在集體話語之外，個人被認為是集體的附庸，沒有獨立于集體之外的價值。
但隨著中國社會在現代化各維度上的縱深發展，人們的尊嚴、權利意識不斷蘇醒，個體的生命和其他方面價值也日益凸顯，更多的集體性要求被移至“責權利”的現代話語框架下，更多的權利被重申被保障。中國社會也漸次迎來“大寫的‘我’從混沌的‘我們’中凸顯出來的時代”。王小波說“個人是尊嚴的基本單位”，而今天的很多制度、政策和法規，也指向了對個體權利的尊重，指向每個人過上體面有尊嚴的生活。
由此，我們看到，在2008年興建的唐山大地震紀念墻上，銘刻著那場地震中罹難同胞的姓名。
人本立場、人文主張日漸深入人心。人們對唐山大地震的紀念，嵌入更多“人性”與尊重個體價值的視角：馮小剛拍的電影《唐山大地震》中，不再是宏大的敘述策略，而是重點講述地震后的個體境遇和人性糾葛，地震也成為個體精神救贖的“試驗場”;而媒體對地震幸存者災后療傷的報道，對4204個孤兒生活日常和命運“隱傷”的探訪，也是落腳于“人”——災難之為災難，首先在于它帶來的是個體的不幸。關注這些不幸者，進而改善其境遇，也是整個社會需要的人性關懷。
任何災難，都是對命運共同體的考驗，也是對人性的砥礪。命運共同體里的相互守望，亟須對個體價值的珍視。這需要的，不止是災時的互助攙扶，災后的救濟關懷，更是對個人生命和尊嚴的充分庇護。我們不止是要在唐山大地震后去幫扶當年的受害者，或在汶川地震后“濟川”，更要借此明確生命與個體尊嚴至上的人文理念，縫合權利保障的短板，讓我們所有人不踏入“修短故天”以外的災難中。
逝者為生者承擔了死亡，生者承擔災難的記憶，舉凡天災，莫不如此。唐山大地震過去整整40年了，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當年出生的嬰兒，如今也進入了不惑之年。歷經40年的風雨，我們發現，人性才是可以穿越一切的價值，對個體價值的守護，才是我們面向一切災難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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