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現代司法理念與審判監督論文
一、 現行審判監督機制存在的缺陷
（一）監督主體和方式的多元化，消弱了裁判的權威性和效力
審判監督與審判監督程序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審判監督的含義、內容和范圍比審判監督程序要廣泛得多。根據憲法和訴訟法的規定，法院的審判活動，除了法院內部監督外，還存在黨委、人大的個案監督、檢察機關的個案監督。法院內部的監督包括法院院長的監督、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監督和本院自身的監督，以及對檢察機關抗訴案件的監督。僅就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審判監督而言，其審判監督的任務，也并非僅僅通過審判監督程序來實現，還包括了依照第二審程序審理案件，依照死刑程序復核、核準案件，以及通過司法解釋、批復、總結審判經驗教訓等方式進行業務指導等。各種監督主體通過受理申訴，以不同的方式對法院作出的裁判進行監督。這樣，一方面，監督者從不同的角度和觀點評判生效裁判，看法不一，容易發生爭議，往往造成久監不決，使裁判的權威和效力得不到體現和落實。就目前而言，司法的法律監督體系是復雜的。如果把司法狹義地理解為法院審判的話，那么，法律監督體系還是完備的：上有上級法院的審判監督（二審，指令再審或者提審），下有當事人的制約（上訴、請求抗訴、申請再審）；前有檢察院的專門監督（抗訴），后有當地黨委的監督（召開公檢法聯席會討論案件）、人大的工作監督（質詢、評議、審查工作報告）；內有本級院長的監督（提起監督程序），外有群眾輿論監督。上下前后內外的監督不可謂不周全，然為何依然不公？關鍵在于上述監督形式各有一定弊端，使之沒有形成一股合力。如一審法官為了最大限度降低上訴發改率，往往就某些疑難案件逐級向庭長、院長、乃至上級法院請示匯報，其結果自然使院長、上級法院的監督流于形式；再如由于檢察院對一個判決是否抗訴往往規定了嚴格的條件，按照司法實踐中的說法，沒有120%的把握，就不要抗訴，這就導致專門法律監督機關的監督能力大大削弱。而人大對法院的一般工作監督由于太過宏觀，往往是按年初的工作計劃，由法院先寫好工作報告，再給人大審查。這種監督往往浮于表面，沒有深入其實質。由此可見，盡管監督之網看起來相當嚴密，但在實際操作中并未得到很好執行，致使錯案冤案層出不窮而并不能得到有效避免。
（二）當事人申請通道不暢，弱化了當事人的申請再審權
訴訟法對當事人的申訴或申請再審的條件作了些規定，但總的看來，這些規定不夠具體明確，缺乏可操作性，法律規定的寬泛表面上似乎為當事人申請再審創造了比較有利的條件，實際上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卻受到了相當大的限制。因為按照法律規定，法院、檢察院均無須征得當事人同意即可依職權啟動再審程序（檢察院抗訴的，法院應當再審）。而當事人啟動再審程序的前提是，提交申請再審材料須經法院審查決定立案或經檢察院審查決定提起抗訴。當事人形式上作為再審啟動的主體，其實完全依附于法、檢兩家。這樣，當事人能否能進入再審具有偶然性和盲目性，而法院和檢察院對能否進入再審和進行抗訴具有很大的裁量機動權。
（三）啟動再審程序的隨意性，動搖了司法裁判的穩定性
首先，提起再審的條件過于原則。三大訴訟法規定了法院院長對本院生效裁判提請審判委員會決定再審的條件是認為原判確有錯誤，上級法院指令下級法院再審的條件也是認為原判確有錯誤，但確有錯誤的內涵是什么？是指刑訴法第204條、民訴法第179條及行政訴訟法第63條規定的幾種情形還是法官的酌定情形？未經法院的再審審理，如何認定確有錯誤？如果在再審前的審查階段就認定了確有錯誤，是否存在先定后審的問題？這些都沒有明確規定，很容易造成隨意監督。其次，啟動再審程序沒有時效和次數的限制。現行刑事訴訟法對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期限和次數均未作限制，民訴法第182條、最高院關于執行行政訴訟法解釋第73條對當事人申請再審時效限定為裁判生效后兩年內提出，但法院、檢察院依職權提起再審不受此限。同時，按照最高院有關司法解釋規定，民事案件經再審維持原判的當事人不得申請再審。這種對申請再審時效次數的限制性規定，一是不完整（意味著未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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