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公務用車民間傳說
在中國古代，官員的代步工具，最早為牛拉的車，后為馬拉的車，再后來，才改為人抬的轎。正史中一般都有《輿服志》。輿，即車、輦、轎，統稱座駕。《輿服志》對什么級別的官，應享受什么等級的座駕，都規定得詳詳細細。因為座駕這東西，不僅是官員的代步工具，更是地位的象征，只要頭戴烏紗，就沒法排除對于座駕的關注情結。
在漢代，由于秦末戰亂的影響，馬一匹值百金。天子出巡，想找到四匹同一顏色的馬都感到為難，而公卿將相出門則只好坐牛車了。不過，漢帝國開疆拓土的氣魄，在中國歷史上卻是最宏大浩偉的。由此可見，代步工具的優與劣，與政務業績不掛鉤。
明、清兩代，是用四人或八人抬的轎，或者用兩人抬的肩輿，作為官員的座駕，黃土墊地，凈水潑街，鳴鑼開道，肅靜回避，也是神氣活現，路人側目。辛亥革命以后，北洋軍閥上臺，不坐轎而坐車，那時的汽車兩旁有踏板，各站兩名挎盒子炮的保鏢，更是招搖過市，威風不已。車的優劣和權力的大小成正比。無車者無權，只好垂手站在馬路邊，吃那汽車疾駛卷起來的灰土揚塵和超標的尾氣。
當然，歷史上也有對于車、轎、輦、馬不是十分在意的例外，朱元璋就是其中之一。這位皇帝頗有些窺私癖，好私訪，經常躡手躡腳，潛行于金陵城的街頭巷尾，有車也不用。由于出身貧寒，朱元璋知道百姓的艱難，所以，在克勤克儉這方面，他倒稱得上是個楷模帝王。有一次，有司奏請，要把他乘坐的轎子裝飾一下，需用黃金若干。他說，不必了，用銅就可以。臣下討他的好，“陛下，即使用純金，又能費多少？”朱元璋說：“朕富有四海，豈吝乎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小至大者也。”
由于朱皇帝的帶頭作用，《明史·輿服志》對于車轎也規定較嚴。“景泰四年令，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轎。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應乘轎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府管事，內外鎮守、守備及公、侯、伯、都督等，不問老少，皆不得乘轎，違例乘轎及擅用八人者，奏聞。蓋自太祖不欲勛臣廢騎射，雖上公，出必乘馬。”但是，有令不行，這個法令便成了有名無實的一紙空文。
《明史·奸臣傳》中，那個與嚴嵩勾結，總理全國鹽政，發了大財的都御史鄢懋卿，“性奢侈，至以文錦被廁床，白金飾溺器。嵊歲時遺嚴氏及諸權貴，不可勝記。其按部，常與妻偕行，制五彩輿，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傾駭。”按說，照祖宗規定，超過四人抬轎者，就要受糾劾，可這個嚴嵩的死黨，不但抬轎者超過規定指標六倍，而且還殘忍地使用了女性，這種荒唐的行徑，在他沒有完蛋之前，誰又能奈他何？《明史》中又記載，萬歷的首輔張居正，回家奔喪時，坐的轎子大得出奇，也是對這種政策的莫大諷刺。
張居正的老爹一死，按慣例，他必須離職回鄉，苫塊丁憂。而且，守喪三年也是規矩。但是，第一，張居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比較成功的改革者，干得正起勁，很不想走。第二，朝廷中已經形成的張居正體系的同僚、部屬，工作班子，他們深怕領袖人物的缺席生出不測，不愿他走。第三，時年15歲的皇帝朱翊鈞，依賴這位先生慣了，已成惰性，也不放他走。于是，皇帝下令“奪情”，也就是因工作需要，應皇帝要求，破例不盡孝。
嘩！朝野上下，莫不反對，萬歷動用“廷杖”來鎮壓不同聲音。一百多位抗議“奪情”的大臣亮出屁股挨打，好幾個人當場被打死。次年，張居正也覺得民憤太大，便裝樣子回湖北江陵探喪，走走過場。黃仁宇先生在《萬歷十五年》中，描寫了張居正這次返鄉之行，那真是壯觀得不得了：首輔的坐轎要32個轎夫抬杠，內分臥室及客室，還有小童兩名在內侍候。隨從的侍衛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隊鳥銃手，乃是總兵戚繼光所派，而鳥銃在當日尚屬時髦的火器。
張居正的這頂轎子，可想而知，一有里外套間，二有隨侍人員，三有廚房廁所，估計應該比現在17座的考斯特還要大，因此必須動用32個轎夫來抬，這恐怕不僅是中國，在世界上也是數一數二的大轎了。張居正從北京至江陵，一千多里路的行程中，“五步一井，以清路塵，十步一廬，以備茶灶”，為了使這頂巨無霸式的大轎暢行無阻，有的路要展寬，有的橋要加固，勞師動眾，驚擾官民。“居正奉旨歸喪，所經由藩臬守巡迓而跪者，十之五六。居正意未慊，檄使持庭參吏部尚書禮，至是，無不長跽。臺使越界趨迎畢，即身為前驅，約束吏卒，干陬飾廚博。”
這頂明代名相的32人抬的座駕，雖幾近荒誕傳奇，但確實是在那個十分講究官本位的社會里發生過的笑談。雖然，八抬大轎已經只能在電視連續劇中一睹，但是，張居正的座駕，必定有值得后人思考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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