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影片《讓子彈飛》中的啟蒙話語論文
摘要:《讓子彈飛》以其豐富的想象,極具夸張的情節場景,在歲末年初的電影市場上贏得了滿堂喝彩,而狂歡化的敘事風格在影片中更是發揮得淋漓盡致。狂歡的力量在于顛覆、解構,不難看出影片在諷刺著國民性的同時,也在解構著激進的破壞性革命的力量。
關鍵詞:《讓子彈飛》;狂歡化;啟蒙;鬧劇;革命
一、非理性的狂歡式敘事
《讓子彈飛》以其寓言的形式,荒誕的表演、搞笑的語言和懸疑的情節,在中國電影市場上贏得了滿堂喝彩,創造了中國電影商業化之后一種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型電影:寓言體電影。 一部寓言體電影的成功背后,是對美學因素的娛樂化編碼,簡單的說,《讓子彈飛》的成功是以狂歡的方式,讓觀眾在想象中陷入崇高的烏托邦式啟蒙情緒與暴力革命之中的結果。
在《讓子彈飛》中,姜文在影片中以其個性化的言說,向大眾傳達著一種非理性的、狂野、浪漫的情懷。從開篇的“馬拉火車”、“火鍋蒸汽”、“麻將面罩”到水中矗立的宛如童話世界般的鵝城,都透著一股天馬行空的幻想意味,鵝城的婦女在城墻前瘋狂的敲鑼打鼓,制造著節日歡慶的氣氛,再加那漫天飛舞的子彈,滿街滿地滿箱白花花的銀元,可以說,整個發生在鵝城的故事就像是一個幻境。在這里,現實時空的理性框架已被忽略。姜文在這里試圖以幻想式的影像風格來探尋意識本源的狂歡精神。
“狂歡化的時間是超越了傳紀體的時間, 它仿佛是從歷史時間中剔除的時間, 它的進程遵循著狂歡體特殊的規律, 包含著無數徹底的更替和根本的變化”。[1]影片正是在其精彩的故事中,通過豐富的想象力,將斷裂的碎片化的夸張場面加以縫合,從而建構了一個狂歡化的敘事結構, 傳達出創作者的批判意識和顛覆力量。
姜文的影片就是在這種情緒宣泄的狀態下,對人的“精神”、“意志”本身進行中國式解讀。在這樣的表述中,追求的明顯不是理性的解析,而是非理性的感悟,一次精神的狂歡。狂歡世界是暫時的、相對的、象征性的, 但烏托邦的意義并不因此而喪失, 它的意義正在于它與現實的距離,因此,影片用上海就是浦東,浦東就是上海,這種烏托邦式的寓意結束。它是對現實的批判和超越。它體現了人類追求至善至美的精神力量。
二、愚昧的民眾與欺騙的啟蒙
張麻子最初來到鵝城即提出要辦三件事“公平、公平、還是他媽的公平”,這無疑具有很強的啟蒙意識,并且在他與小六子的一段溫馨的談話中提出要讓小六子去留洋讀書,這無疑也指出了啟蒙的恰當手段——教育,然而他的啟蒙以小六子的死而終結,啟蒙的目的不再是要建立一個公平而有尊嚴地生活的世界,而是要復仇。
張牧之所面對的要被啟蒙的鵝城民眾,則并非是心懷著救民理想,追求公平的覺醒了的民眾,事實上是一些麻木而不覺醒的“庸民”群體。“他們的整個存在被限制到純粹的感性:恐懼和希望就是在它上面高高統治的唯一動機。
因此,他們膽怯、懶惰,習慣與壓迫和****,害怕在他們的守護神作為抵制不義而在它那里煽起的微風中喪失自己在地球上的性命。”
那么怎么讓這樣的民眾跟隨自己鬧革命哪?張牧之有自己的手段:首先是制造神話,通過杖打武舉人,通過“俠客仁人義士”的“劫富濟貧”,構建公平的世界,來塑造自己的老天爺形象 。在此基礎上,使用不斷重復的民謠和口號,通過重復這一宣傳機制,從而強化鵝城百姓內心對黃四郎的仇恨,及對其財富的物欲。通過播撒白花花的銀子和槍,刺激鵝城人內心噴薄欲出的貪念,激發他們對黃四郎巨額財富的無限想象,同時也給他們提供一種武力保障。 面對鵝城人“誰贏就跟誰”的精明和騎墻,張牧之就只剩下最后一招——欺騙。張牧之當眾將黃四郎的替身作為黃四郎給處死了。于是,在看到利益,同時又確定沒有危險時(黃四郎死了),鵝城人終于憑著想象和曲解的事實,借著一種相互傳染的非理性情緒,形成了一股非常強大的破壞力,顛覆了在鵝城曾根深蒂固的黃四郎的勢力。
約翰.亞當.貝殼在《啟蒙導致革命嗎?》中提出“雙重的啟蒙”的概念,認為啟蒙可分為實質性的啟蒙和形式上的啟蒙,而人有兩種傾向,第一種傾向指向把自己局限于感官快樂的動物性。第二中傾向指向理性,他通過思想來表達自己的一種傾向。 張牧之對鵝城百姓的啟蒙無疑屬于第一種傾向,他直接指向人們的貪欲,指向對黃四郎的恨所引起的感官不適。張的啟蒙方式實質上是迷惑而非啟發,是欺騙而非指導,是利用人心靈的惡性混亂和對人心的誘惑。
正因為如此,當張牧之滿懷自信,激情萬丈要帶領鵝城百姓殺掉黃四郎時,卻發現追隨他的只有一群只鵝。他讓手下在鐵門上打出個嘆號,實際上是對民眾愚昧的感嘆,也是對自己啟蒙失敗感嘆,而他自己打出的問號,則是對如何啟蒙民眾的疑問,也是對未來茫然的疑問。
三、革命的鬧劇
那么,由張牧之領導的革命是否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哪?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革命是啟蒙的后果之一,其最重要的稟賦在于,它不但是一種反抗暴政的暴力活動,同時也指向了一種新秩序的建構。張麻子對眾人說,他來鵝城要辦的三件事是“公平,公平,還是公平”。可是不公平依然存在,顯然,張牧之領導的這場革命并沒有引起鵝城民眾任何思想上的、道德上的或者政治法律上的變化,它的最大意義就在于殺了黃四郎,毀了他五代的家業,為六子、老二、師爺、夫人們報了仇,僅此而已。
其實使鵝城民眾起來的,并不是因為他們有槍了,而是因為他們對黃四郎的畏懼已經因假黃四郎的斬首而消除。正是這些奴性的成見,使張牧之在廣場上真誠的召喚儀式,被勢力看客們的存在銷蝕為一場近乎無聊的鬧劇。就像伽達默爾所說的那樣“一切思維都根植于永遠不可能被排除的傳統和成見之中”。人民已經習慣于奴顏卑屈,他們已經失去通過反思而對權威進行批判和打破教條束縛的能力。因此,對于鵝城人的啟蒙,就是要用啟蒙的理性作用于他們的精神層面,引起對成見的批判,觀念的革命,就是要擺脫對黃四郎武力的恐懼和其欺騙的束縛。
電影采用狂歡與黑色幽默式的喜劇形式,實際上也正是對張牧之式的青天精英啟蒙模式的否定與解構,因為狂歡和喜劇的力量不在于建構,而在于解構。三天,對于一場將引起劇變革命來說時間太短,它所能上演也只能是一場狂歡的鬧劇,使觀眾在狂歡的笑聲中稀釋張牧之式激進啟蒙與革命的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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